受贿后的交易

　　俗话说：“吃了人家的嘴软，拿了人家的手短。”收取了如此多的贿赂，王金良自然少不了为这些人“帮忙”。王金良手中的权力渐渐成了那些行贿者谋取私利通关的一张“王牌”。

　　就拿杭某来说，2002年其公司一楼盘的规划许可证还没有批下来，没有许可证，工程不能开工，杭某请“王部长”给有关单位打个招呼。在王金良的直接关心下，杭某的项目得到了顺利审批。

　　2004年，杭某为一项目的税收问题找到王金良。这个项目的税收可以交到公司注册地上虞，也可以交到工程项目所在地绍兴市本级，杭某希望把税收交到上虞。因为如果交到上虞，他们公司上交的总税款数额大，可以得到上虞市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。后来经王金良“打招呼”，此事顺利办成。

　　2004年，杭某公司的一些原股东对该公司的改制提出异议，认为杭某侵占了他们的股份，到省里去告状。后来，省里把有关信访件转至上虞市政府。杭某为此事请“王部长”帮忙消灾。王便分别给原上虞市委书记任其良和副市长张吉太打了招呼。杭某对后来的处理结果非常满意。

　　2006年，杭某的公司要申报特级资质，省建设厅和国家建设部都已经同意他的公司去申报，但绍兴市的有关部门却没有把有关基础材料报上去。杭某又找到“王部长”，王金良亲自出面，为杭某的公司成功申报特级资质立下了“汗马功劳”。

　　张吉太也视王金良为恩人。2002年底，绍兴市开始换届考察，张吉太任上虞市交通局局长，表示要“王部长”多多关心。张吉太由于当时年龄已超过45周岁，而省委规定超过45周岁的一般不再提名为党政班子拟任人选，同时，张吉太获得推荐的票数也不够多，不足以将其列入党政班子的推荐人选名单。但因为“王部长”的极力推荐，张吉太还是坐上了上虞市副市长的“位子”。

　　2004年，嵊州某房地产公司老板王某，在新昌搞一个房地产项目，遇上一些麻烦，找到王金良，“王部长”打电话到县里，希望能帮帮忙。2005年下半年，王某和别人合伙想在内蒙古开发天然气，需要国家有关部门审批，问王金良有没有认识有关系的人，王金良十分热心地为王某搭成了“桥”。2006年，王金良儿子老师的儿媳妇原来在乡镇工作，想调到嵊州市区工作，“王部长”金口一开，这事就成了“小事一桩”。

　　2005年，浙江某建筑集团董事长王某要批一个园林工程的资质，但被有关部门“卡”住了。王某找到王金良，请“王部长”跟下面“通个气”。王某的公司开户在绍兴市某信用联社，为了其融资方便，王金良出面，为王某建立起了“用得着”的人际关系。

　　一名任村党支部书记的王某，找王金良办的都是“大事”。2003年，他们村为了造综合楼和营业用房、道路等问题与开发商发生矛盾，后来，事情又诉至法院。王某知道“王部长”有“路子”，就请他帮个忙，亲自关注此案的进展情况。2007年，嵊州市联合查处商业贿赂问题，查到了王某在招投标中的“猫儿腻”，王某就打电话向王金良“求救”。后经王金良的“努力”，王某说：“有关部门没有找我的麻烦。”

　　在行贿者的眼中，没有“王部长”摆不平的事，只要请“王部长”出面打个招呼，什么事都好办。

　　迟来的忏悔

　　在看守所内，王金良写下了5000多字的《我对犯罪行为的思想认识》，他用了5个“非常对不起”来表达自己的忏悔心情：我非常对不起组织对我多年的培养；非常对不起关心帮助教育过我的领导和同事；非常对不起组织工作这一神圣的工作岗位；非常对不起开化人民；非常对不起我的家人，尤其是我的儿子。这5个对不起，是发自内心的愧疚，是和着泪水写下的心声，在高墙内，他是真的明白了，只是这个醒悟来得太晚了。

　　他分析自己的犯罪原因时认为：“一是自傲心理作怪。参加工作以来，仕途坦荡，总认为自己过得硬，于是，对理想信念不及时检验，对言论行为不自觉检查，收了人家的钱还觉得自己比人家要清廉，自我感觉良好；二是侥幸心理作祟。受贿后也曾心里不安，犯错后也有机会纠偏。但总认为送钱的人是朋友，不会出事，没想到是所谓最靠得住的朋友把我推入犯罪深渊；三是攀比心理作用。总认为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既辛苦，又清苦，收入与某些单位相比差距很大，部门分配的利益差，使自己产生心理落差。当与一些企业界朋友交往时，就产生了帮他们一点忙、收一点好处费无所谓的态度；四是自慰心理作恶。参加工作后，很少有领导批评自己，平时只是自己监督人家，没有人监督自己。久而久之，便自以为自己没问题，借职务之便给人办点事收点好处也无关紧要。在这种自我安慰心理作恶下，对自己要求松了，标准低了。”

　　办案检察官指出：除了他自己分析的上述原因外，还有两个因素不可忽视：一是过多地为儿子的前途考虑。他希望将来把儿子送到国外学习，于是便将敛财当作一件事来做，为儿子积累足够的资金；二是没把家眷管好。余某不但没为王金良把关，反而参与收受贿赂，其中多数财物是通过余某收受的。